伍叔傥与胡适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五八年，东京大使馆。那次他们谈了对近代新文艺作家的看法，意见很相近。伍叔傥感叹：“世故深了，距离自然也不至太远。”并承认胡适很多通方之论，丝毫没有冬烘气。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日，胡适在台北去世。伍叔傥即写了《敬悼胡适之先生》，发表在三月出版的《祖国》周刊第三十七卷第十一期上。
先生负天下盛名，四十余年。死之日，几于无疾而终，以温良恭俭让的先生，死得没有什么苦痛，至少，在我感到安慰，同时有点羡慕。
所谓盖棺论定，我并不在作论。只知道胡先生是好人，是有学问的人，是一位可敬而且可爱的人。二十年前，对于文学上的歧见，最近几年来，倒渐渐接近了，虽然尚有许多不敢苟同的地方。大体上，先生无疑是先觉。
天下可死之人多着呢，为什么轮到你头上来？要是小心一点，出门随从医生，开会不要离开家，也许不至于就死。先生是国家眉目，摆在那里看看，也是要的。台北的亲友们，要负相当责任的！
先生“言满天下”，而学有专精，其高深修广，也不必妄加窥测。“文术多门，各适所好”，其雅俗佳恶，更不应妄有论列。总而言之，我始终认为先生是人伦师表，不徒在于学术文章之间。大海风涛，把舵人已经没有了，真可怕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