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的列传，虽为宋祁所撰，但在立目、编次上，也明显地反映出欧阳修的撰述思想。在以前的正史中，《宋书》首立《二凶传》，尔后《晋书》有《叛逆传》、《南史》有《贼臣传》，至《新唐书》则有奸臣、叛臣、逆臣三传；它还仿效《后汉书·独行传》而立《卓行传》，与《新五代史·一行传》相呼应；它升《忠义传》为类传之首，也是跟《新五代史》首叙《死节传》、《死事传》一致的。这些撰述、编次上的处置，与其说是出于对唐代历史的认识，毋宁说是从五代这个“乱世”中所得到的启示，这同欧阳修之宣扬“《春秋》之法”是完全吻合的。《新唐书》修撰之时，北宋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故作者对唐末农民起义的攻击不遗余力，而使黄巢厕身于《逆臣传》中，这是不足为怪的。
《史记》、《汉书》以后，正史撰述中的史表久废，实为阙憾。《新唐书》上继《史》、《汉》遗风，创《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突出地显示出纪传体史书之综合性的优长。其中，《方镇表》谱列唐代藩镇割据的局面，《宰相世系表》显示唐代门阀政治的盛衰，都鲜明地反映出历史时代的特点。二表的序，文少意深，有马、班之风，是正史史论中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