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的变革还有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中国，引发了中国史学的革命性变革。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家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从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到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到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等，唯物史观在理论上和历史研究的运用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新中国成立以后，唯物史观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指引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李大钊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3]这样的历史观引入中国史学，必然促使中国史学发生革命性变革。翦伯赞称赞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说：“在中国开始以史的唯物论把历史来作系统研究的，要算是郭沫若……由于他从唯物论的观点出发，从物质基础上去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乃至意识形态，所以他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上，是有其相当贡献的一个人。”[4]翦伯赞所著《历史哲学教程》，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著作，对于系统地阐明唯物史观，发挥了重大作用。20世纪60年代，他撰写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也正是他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做系统研究而概括出来的理论原则，至今不失为名作。对于唯物史观的运用，是一个发挥创造性的学术研究过程。侯外庐在晚年为《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所作的“自序”中，讲到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在半个世纪中对中国社会史、思想史进行研究所总结出来的治学路径和恪守的九条原则，可以看作是发挥这种创造性的典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