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学的翻译事业，总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最早的翻译事业的开始，究竟在于何时，我们已不能知道。相传有汉明帝求法之说。明帝水平八年（65年）答楚王英诏里，已用了“浮屠”、“伊蒲塞”、“桑门”三个外来的名词，可见当时佛教的典籍已有人知道的了。相传最早翻译的书是摄摩腾所译的《四十二章经》，同来的竺法兰也译有几种经。但《四十二章经》只是编集佛教的精语以成之的，并不是翻译的书；其句法全学《老子》。这可见较早的介绍，只是一种提要式的译述；其文体也总是牺牲外来文学的特色以迁就本土的习惯的。
可考的最早的译者为汉末桓、灵时代（147年以后）的安世高、支曜、安玄、康巨、严佛调等。安世高为安息人，支曜为月支人，康巨为康居人，他们皆于此时来到洛阳，宣传佛教，所译皆小品。严佛调则为最早的汉人（临淮人）译者，和安玄合作，译有《维摩诘经》等。到了三国的时候，主要的译者若支谦、康曾会、维衹难、竺将炎等仍皆是外国人。维衹难是天竺人，黄初三年（222年）到武昌，与竺将炎合译《昙钵经》（今名《法句经》），用四言、五言的诗体，来装载新输入的辞藻，像“假令尽寿命，勤事天下神，象马以祠天，不如行一慈”（《慈仁品》）；“夫士之生，斧在口中。所以斩身，由其恶言”（《明哲品》），都给我们诗坛以清新的一种哲理诗的空气。支谦译经甚多，影响很大，在其中，以《阿弥陀经》、《维摩诘经》为最重要。谦本月支人而生于中国，故所译殊鲜“格格不入”之弊。西晋的时候，竺法护是最重要的译者。他本月支人，世居敦煌。尝赴西域，带来许多梵经，译为汉文。《高僧传》说：“所获《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务，惟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和他合作的有聂承远、道真父子二人。“此君父子比辞雅便，无累于古。”竺法护译文弘达欣畅，雍容清雅，未始非聂氏父子润饰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