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在地方政府的“服务成绩”，因汉制应选者必先为吏，故此项亦居重要。
如此则汉代所得，自然偏于才德笃实之人才。魏、晋以下的中正制度，一方面因与乡里远隔，不易采取真正的舆情；又因九品簿册，不限于服务为吏的人，因此不注重其实际才能。如此则真实的“才”与“德”两方面俱忽略了，只依照当时门第贵族盛行的庄老清谈，即一种带有哲学意味而超脱世俗的幽默谈话，用作高下的标准。
唐代科举，由中央公开考试，亦不注重乡里舆情，但应考资格有“身家清白”一条，便把道德上消极的限制规定了。只要其人实有不道德的消极缺点，便可剥夺他的应考权。唐代考试，亦不限于做吏的人，则注重实际服务成绩一端亦失去了，但唐代进士中第，依然要照实际的吏才成绩递次升迁，则此条亦可兼顾。
因此唐代的考试制度，实际所重，似乎只是一种“才智测验”。只要其人道德上无严重的大毛病，而其聪明才智过人者，便让他到实际政治界去服务，然后再依他的成绩而升进，这是唐代科举制度的用意所在。
唐代科举，所重者专在一种文字的考验。其先亦曾注重考验其对于实际政治问题之理论方面，亦曾考验其对于古代经籍之义解方面，但这两种考验，皆易陈腐落套，皆易钞袭雷同，因此以后考试，遂专偏重于“诗赋”一项。一则诗赋命题可以层出无穷。杏花柳叶，酒楼旅店，凡天地间形形色色，事事物物，皆可命题。二则诗赋以薄物短篇，又规定为种种韵律上的限制，而应试者可以不即不离的将其胸襟抱负，理解趣味，运用古书成语及古史成典，婉转曲折在毫不相干的题目下表达。无论国家大政事人生大理论，一样在风花雪月的吐属中逗露宣泄。因此有才必兼有情，有学必兼有品。否则才尽高，学尽博，而情不深，品不洁的，依然不能成为诗赋之上乘。唐代以诗赋取士，正符合于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注重的几点，并非漫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