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北大的一位显然是有些天真的老教授还著文指责当年的某些大牌的史学家，在论及义和团的时候，为了给义和团脸上贴金，居然违背历史常识，不惜颠倒顺序，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其实，当时的大牌史学家是明白自己在干什么的，对于后来被人挑出的错，他们在当初就很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应该说，历史的记忆再次被大规模唤醒的时候，已经被注入了一种没有多少历史感的内容。义和团基本上变成了声讨美帝国主义最适宜的话题，起的是动员群众、激起针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现实的政治需要已经成了义和团研究的目的。事实上过了并不太久，义和团接着又被赋予了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封资修”造反的新寓意，团民的打、砸、抢直接地为红卫兵的打、砸、抢做了注脚，化为现实行动的历史的依据。戚本禹的文章虽然让许多研究义和团的人感到受不了，但从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逻辑来看，这种极端行为其实在前面就已经有了清晰的脉络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