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元年(742),以平卢为节度,以安禄山摄中丞为使。天宝三年(744),安禄山代裴宽为范阳节度,河北采访、平卢军等使如故。
这是唐初以来军事制度上的一项重要变化。高祖、太宗时,军队中虽重用善将带兵,但却另派重臣为统帅,以使控制,即使如阿史那社尔、契芯何力等忠于唐室并有杰出才能的少数族将领,也不专委边帅之任。
可是,自安禄山领节度使以后,开了禁戒,安思顺(杂胡)、高仙芝(高丽族)、哥舒翰(突厥族)等蕃将,皆被委以节度使的重任。这在军事上,或许不无可取之处,因为蕃将悉边境地理情形,适应性也较强。但是在政治上,一旦中央集权削弱、民族矛盾恶化,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李林甫“耽宠固权”,权势欲极强,尽管他在当时恩宠莫比,握有重大的权力,可是仍不时担心别人夺了他的相位和大权。因此千方百计地排斥异己力量,凡“朝廷受主恩顾,不由其门,则构成其罪;与之善者,虽厮养下士,尽至荣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