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荒唐而残忍的是，在反“围剿”战争的紧张环境里，因为战事频繁，没有时间审讯犯人，于是便把拘捕的人犯或被AB团供有组织的机关内工作人员站队点名、询问。如承认加入AB团的，则允许自首自新，不承认的即认为是顽固的AB团，立刻处死。
错误的出发点，荒唐的推理，加上残酷的刑讯手段，使错误肃反不断扩大，畅通无阻。
扣押李文林后，也是抓住一些与他有工作联系的人严刑拷问，由此得出了李白芳、段良弼等一大批高级领导人是AB团首的武断结论。
地方上肃反是严刑拷打，部队肃反又是如何呢？
军队在黄陂肃反时，第一个AB团组织——甘录臣为首的“AB团”是这样被发现的：
红军不打武汉长沙，撤出吉安，甘隶臣等几名士兵发了一些牢骚，表示对总前委的不满。
肃反委员会据此认定，出身地主家庭的甘隶臣“羡慕都市生活”，是混进军内的AB团，将之拘捕，严刑逼供。
作为当事人的甘隶臣，对AB团又了解多少呢？据当时的肃反人员回忆，当审问甘隶臣有关AB团这个名称的来源时，甘隶臣回答说：
我实在不知道。只记得丛允中说过他从南京调江西工作，路过九江码头看见码头上挂着段锡朋的红布标语，又在“二全会议”后，丛允中杀害丘会培、凌开招这一批同志时，说他们就是AB团，我被逼得紧，就只好将这个罪名承担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