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历史转型当然与梁启超等人积极倡导的“新小说”运动密不可分。作为政坛风云人物的梁启超，在其无法实现政治抱负的苦痛之中，转而求助于小说等文艺形式，以完成“社会改良”的夙愿，这显然具有一相情愿的空想成分和急功近利的不良倾向。但他的主张与倡导，却在客观上大大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地位。梁启超不仅明确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而且从国家再造、民族复兴的历史高度，这样评价小说的社会作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欲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欲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欲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欲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欲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2] 正因如此，小说能否革新，就成了事关国家民族兴亡之头等要事。此种以小说“新民”的主张，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五四文化先驱鲁迅等人的以文艺“改造国民性”的理论与实践，成为了新文学的主流。不过令笔者更感兴趣的是，梁启超在这段文字中，使用的“新”字之繁之密，令人叹为观止，这也可谓晚清时期人们渴望变革、求新求异之时代风潮的某种隐喻。在梁启超看来，经过彻底“洗心革面”之后的“新小说”，自然会成为未来新中国的新生力量，将要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绝不再是古人心中无足轻重的“小道”与“雕虫小技”，如孔子所说的“致远恐泥”，[3] 而是蕴含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文学形式。凭借梁氏一呼百应的“社会领袖”身份，当时社会各界对小说的普遍推崇，一时竟也蔚然成风。借着“新小说”的东风，历史小说自然也不能仅仅被视为“史余”“史补”等历史的附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