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璧力争之下，恽毓鼎等五城绅董所创办的协巡公所、安民公所、华捕局等绅董公所的权力无法进一步扩张，且随着官权的一步步恢复而被裁撤。其中一些劣绅利用公所“妄拿无辜，滥设非刑”的举动，也得到了惩处。[37]不过，陈璧也因为“勇于任事”损害了许多人的利益而被造谣中伤。此即严复“来函”中所谓“庚子联军入京，群不逞欲藉洋敌之威以鱼肉同种者甚众，京兆痛以法绳之，而若辈素与各埠报馆联络，遂造作风谣，思中伤之，此恶言之所以日至也”。
严复为陈璧“辩诬”之缘由
严复在“来函”中说“某与京兆同乡，颇悉其为人，实勇于任事，不辞劳怨”，在致门生熊季廉的信中，也说“复与陈同里，于陈用心行事颇得其实”。也就是说，严复与陈璧的同乡关系是严复为陈璧“辩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同乡关系对于出门在外的中国人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陈璧年谱中便专门记载了庚子国难期间，陈璧对于“闽中同乡”的“竭力保护”。[38]在御史对陈璧的弹劾中，同乡关系也会成为说辞：“又所称五城学堂办理不善，学生多有告退者一节。闻查得该学堂弊在徇私，其堂内学生多福建人，无非京兆之亲故。”[39]
据现有资料来看，严复自身虽然并未受惠于身为京兆尹的陈璧，但其亲朋故交受陈京兆恩惠者颇众。上文所述之“五城学堂”即陈璧于1902年初所创设之五城中学堂，也是中国最早的国立中学堂[40]。该学堂聘严复好友林纾为汉文总教习，严复门生王劭廉为西文总教习，严复之侄严君潜为分教习。严复对此评价道：“二君学皆有根底。少泉（笔者注：王劭廉）肫挚沈实，琴南豪爽恺悌，皆真君子人也……此学堂可谓得人。”[41]以严复的标准，当时中国学堂之教习甚少能入其法眼，他对五城中学堂“得人”之评价，可谓罕见。另外，陈璧曾具摺保荐李维格、赵从蕃、伍光建、夏曾佑、高而谦等人[42]，其中伍光建为严复门生，夏曾佑则为严复至交。这些事情都会让严复对陈璧之“用心行事颇得其实”，从而在《大公报》上为其“辩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