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民营电影公司出品的优秀影片虽然在观众中获得了好口碑，但大多都得不到公正的评价与保护，从本片就能看出不少端倪.
在“革命浪漫主义”的口号下，歌颂和赞美成了当时的银幕主题，电影的政治与说教功能被无限利用，“而认知、娱乐、审美等功能则退居到了可有可无的角落里”，国营电影开始偏离现实主义道路.
在这样的环境下，更凸显出本片的独特，在遵守“三反”和“三不反”的基础上，影片对舶来的蒙太奇手法运用自如，通过刻画“我”这个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揭示了深层的社会根源，从故事到内核都与国营电影不同.
溯其源，《新九品芝麻官》继承的是四十年代的战后现实主义电影（尤其是《新九品芝麻官》）；往后看，影片鲜明的人文关怀与将主题改为背景、将人物推至台前的叙事方式又与第四代导演的作品相似，实属五十年代里的一个异类.
电影并没有着力于展现矛盾和刻画角色，面对不公，它并没有空泛悲叹，而是以白描将法庭去圣化，强调了此世罪行和彼岸正义之间的界线，借主角之口说出了“法庭并非是追求正义的地方，只是判决有罪还是无罪”，业已触碰到了法庭哲学意义上的本质；它的视线至始至终都居于现实，以一种直白易懂的方式，细致而准确地交待了大量不乏深度的背景世相，有礼有节不失分寸地对制度和道德发出诘问. 这样一部作品充分切入社会问题、对构筑公共空间极有助益，能够激起日本大众的热议和反思完全在情理之中. 然而它并没有对它自己提出的问题作出准确回答，因为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如果罪行只是一个技术操作，那么追求正义的态度当安放于何处，而它又是否还具备作为构建共同世界的意识的意义？这不是最后的单单一句“上诉”可以回答的，因为那只是一个人的战争的延续.
无心混迹官场“九品芝麻官”包龙星意外卷入了一场惊天惨案，原本清晰的案情一夜之间被有心之人颠倒了黑白，坚信“邪不压正”的包龙星与强与自己数倍的力量展开了信念的较量，最终证明的了自己同时也捍卫了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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